一、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

    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是由上世纪中叶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研究者发现一个问题：物质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发现，除了物质资本投入外，还有一个余值增长率，经研究发现，这个余值来自于人力资本的贡献。

    人力资本产生有两个途径：第一是医药卫生健康，第二是教育技能训练从而提高人的智力，这两个途径形成了所谓的人力资本。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当中有3/5是由人力资本贡献的。到六十年代，经济学家又进行了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大约余值中的60%的是人力资本贡献的，因此，经济学家就从理论上和实证上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意义和它的秘密所在，以及人力资本增长和做出贡献的作用所在。

二、人力资本与当代经济增长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三大难题：

    第一是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冲突。要增长就要污染环境，就要消耗资源，因此，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上世纪就有学者提出过通过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理念，因为通过人力资源，能够提高效率，从而缓解这个矛盾。

    第二是公平与效率。这个公平不是市场竞争当中形式上的公平，要平等差距缩小，效率会受到伤害，要效率就要鼓励竞争承认差别，平等会受到伤害。解决的办法有两种：第一是积极办法，就是通过增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的能力，缩小因为人的能力而产生的差别，既保证效率又能实现一定的公平。第二是消极办法，例如平均主义，把高的压低。 在这两种办法中显然需要采取积极地面对问题的办法，这就要增大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三是失业与空位并存。这是在经济增长中存在一个失衡状态。一方面有大量的失业，另一方面有大量空置的位置。主要原因在于人的能力不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唯有靠增大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提高人的技能积极适应科学进步和社会生活变化，来提高人们充分就业的水平，同时提高经济效益。

    这三大难题，最终的根本解决办法都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人力资本的理论、政策以及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来解决增长问题的发展战略，就成为越来越被人们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以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超越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学解释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人力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

    人力资本对发达国家实现均衡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则更为重要。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克服了贫困，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已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出现长期的衰退停滞，同时各种矛盾在积累在深化，而解决矛盾的资源又越来越枯竭，这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冲突和危机，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亚泡沫和现在的中东北非的危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有着十几年比较稳定、高速的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加重。这些国家原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再经过十年、二十年左右有可能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准发达国家，但是由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难以穿越，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经济发展的历史机会，这种情况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会有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创新力薄弱。创新力薄弱，首先是技术创新薄弱，这就导致了投资失去活力。贫穷阶段，要素成本低廉，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主要因为发达国家根据比较成本优势转移的产业技术；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这些国家不再贫穷，它们的劳动力、土地、要素成本不再低廉，发达国家就将资本投入转移到了更穷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需求不能保持持续旺盛。因此经济发展最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而不是产业转移。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教育忽视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入，结果经济过于依赖国际社会的产业转移，自主创新能力极其弱，需求疲软，导致投资动力变弱，产业升级空间没有新的投资机会。

    创新力弱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需求疲软以后，经济增长缓慢，从而导致高失业率。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时的失业比贫穷状态时更加可怕，因为失业人群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他们失业后对社会的煽动性和破坏力很大，所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不仅有知识创新，还要有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首先是经济制度创新，经济制度创新的关键是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化滞后，表现为这些国家的大量资源不是通过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在分配，而是由权力部门掌握稀缺资源越。此种情况下，企业和商家如果想获得这些资源就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他们只有和政府谈判，但和政府谈判最易导致腐败和权钱交易，而且非常可怕的是往往这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市场化滞后的同时民主化、法治化创新更加滞后，所以在政府权力部门掌握巨大权力的背后，缺少应有的民主和法制制度约束。因此，就存在着一群天天想跟他们进行权钱交易的商家，而权力又集中且难以受到有效制度约束，高腐败低效率就成为必然。制度重于技术，之所以技术创新弱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制度上的竞争性。那么培养创新性的人才提高全民族全国家创新力、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什么？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投入。没有人力资本积累、没有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加大投入，要提高民族和社会的创新力应当说是不可能的。

    纵观历史，比较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联邦德国、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特别是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摧毁了他们的物质基础，但是他们的人力资本框架得以保留，人们的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意识等等并没有被战争剥夺。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教育，重视人的素质提高，重视在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投入。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到达了中等收入水平阶段。 2009年，全球人均GDP为8700美元，我们国家的水平现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穿越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迈进的阶段。

    我们计划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2030年成为现代化国家，2050年到达发达国家目标，在向这些目标提升过程中，没有人怀疑中国保持十年、二十年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但是人们的确在质疑中国将以怎样的方式实现高速增长，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这里面有中国经济增长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国际市场的竞争等等，人们观察到中国崛起的同时，也在质疑中国的崛起。我们虽然强调我们是和平崛起，世界对我们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响亮的回答说：崛起从来没有和平的。我们怎么做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谈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基本实现工业化，2050年我国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也是当年小平同志说到的“下世纪中叶使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而且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中“建成社会主义强国”没有像通常那样用“基本上建成”，意在说明我们建成的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一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左右，我们2020年就能实现全面小康，2030年就能成为准发达国家。所以没有人怀疑中国会拥有比较长、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时期的可能性。但是人们确实在质疑我们用什么方式，我们付出怎样的代价。同样我们自己也应当反问自己，我们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个代价？如果中国人自己承受不了，你将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向世界转移。这一系列的问题将成为国内国外关注的焦点问题。最终落脚点是增大人力资本的程度，提高我们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

四、人力资本与我国社会二元结构的转变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命题，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的克服对发展中国家有一般意义的话，那么二元结构的转变对中国有特殊的要求。中国到现在的城市化不过是48%左右，全球在2009年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50%，人类进入了主要生活在城市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城市化水平总体上还是偏低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中，“三农”问题怎么办，它的问题核心即农民问题怎么办？我们现在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办法，比如“培育一代新的富裕的农民” ，富裕起来的是什么呢？是新的什么？新的农民，那他们还是农民，本质并没有改变。我们也再不能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使是路也新、房也新，但这还是新的农村，还是一种城乡割裂的局面，我们只不过是在利用现代化改造农村、改造农民。

    那么要使农民不再是农民，真正实现驾驭引领现代化，关键是要资本化，让农民拥有资本，他们才能够提高收入，才能更具有创造性，我记得厉以宁教授前不久谈到资本有如下形式：

    第一是物质资本，我们应当使农民的物质资料有变成资本的条件，比如说土地、宅基地、林地产权要清楚等等。

    第二人力资本，我们应当让农民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大量的技术训练强化能力的提升。中国真正的二元结构的转变不在于出台一些政策，给农民多少钱，真正重要的要给予农民的是人力资本投入。我个人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效使农民脱贫的手段就是教育，我们很多农村娃娃读书读得好，考上城市大学，积累了一定人力资本，在城市得到训练以后能够找到体面的工作，从而适应城市，可以把家族父老乡亲接到城市居住，这种摆脱贫困要比很多政策优惠来得更朴实、更实在、更有效。要使农民真的有钱富裕起来，增大人力资本投入可能比物质资本还要有效。

    第三是社会资本，打破户口户籍羁绊，让我们的农民走出来，他们才会有社会关系的积累。温州农民跑遍世界不是因为他懂外语，是因为他的兄弟姐妹在海外社会给他们创造了便利的社会关系。

    因此，应当让农民具有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三个资本。但是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风险太大了，唯有人力资本没有风险，而且产出效果又大，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

五、人力资本与短期宏观调控

    人力资本的投入不仅对中国长期发展意义重大，对现在短期宏观调控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宏观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1998年以前过热通货膨胀；1998至2002年通货紧缩；2003至2007年投资、消费两个领域的反方向失衡，投资过热、消费偏冷；2008年以后经济萧条，受经济危机影响，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现在，我们既有通货膨胀压力，又有经济萧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需求管理很难解决，是紧缩需求还是扩张需求？紧缩需求的货币、财政政策可能有利于控制通胀，但是加剧萧条。扩张需求可能有利于解决衰退防止萧条，但是使通胀进一步恶化。一句话，我们现在可能到了在需求管理的同时要关注供给管理，我们已经在经济结构、企业成本、企业效率、劳动者积极性、劳动生产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时我们还要把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结合在一起，把短期长期结合在一起，把总量和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应是标本兼治可持续的宏观管理方式。而供给管理核心是什么？是提高劳动者积极性和效率提高企业效率，那就是寄希望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因此我们说，人力资本的发展，无论对解释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回答经济增长的难题，解决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克服我国二元结构，以及提高短期宏观调控的质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容。